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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繞城高速公路(北線)全長約26.69公里，設計速度100公里/小時，由溫州市國有資本投資興建。 蘇巧將 攝 |
溫州網訊 溫州要發展，國資應擔當重任。
當前，溫州市人均GDP已超過4700美元，正處在以投資驅動為主，并向創新驅動、財富驅動邁進的重要時期。這個階段，需要以大量投資加快推進工業化、城市化進程。
此次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推出，正是順應經濟、社會、政府轉型的需要，進一步凸顯加大投資的重要性。近日，記者專訪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方案的起草部門和相關專家，詳解改革背后的內涵與意義。
為什么要實施新一輪國企整合重組？
【溫州現狀】
國資是國民經濟的命脈和支柱。在民營經濟相對發達的溫州，促進國資、國企在加快轉型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是一項極為重要的重大課題。
但回到起點，當前溫州市國有企業規模偏小、優勢不突出、國有融資能力不強、融資平臺不大的弊端仍然凸顯。
2009年，溫州市國資委監管的173家國企總資產313億元，戶均資產僅1.81億元，規模最大的溫州發展集團有限公司總資產也僅為91.56億元。若剔除幾家規模相對較大的國企，剩余國企的戶均資產只有幾千萬元，還比不上民企的規模。
除規模小之外，經營不善、布局分散、法人治理機制不健全等問題也不容忽視。
目前，溫州市市本級國企總數還有270戶，一方面存在“面面俱到”的情況，分散在房地產、工業、批發零售、建筑等競爭性領域的國企占39.39%，沒有充分退出競爭性領域；另一方面存在“類型重復”的情況，一個行業中同類國企有好多家，產業相互關聯卻各不相通，形不成主業優勢和規模優勢，且大多經營不善，資產負債率超過60%和資不抵債的企業達72家，占市本級的41.62%。
國資是全民所有，政府是代管國資，國資委履行投資人主體的資格或責任。這種聽上去很專業的管理術語，在實際操作中也積累了不少機制體制的問題。
溫州市國企布局分散，一家國企往往下設很多子公司、“孫子”公司，資產管理的委托鏈條這么長，投資主體和代表往往“鞭長莫及”，必然導致監管難度加大、企業發展能力弱、后勁小等問題。目前，市本級還有90多家國企沒有納入國資委統一監管，而是由原行政主管部門分頭管理，資產總量占市本級的40%左右。
【對比差距】
與國內先進城市相比，無論是發展速度，還是規模質量，溫州國資都有很大差距。
重慶市國資委成立于2003年，當時總資產1700億元，凈資產376億元，資產負債率97%。經過6年發展，該市國企總資產達到1.13萬億，增長563.6%；凈資產達到2885億元，增長667.2%；資產負債率下降到合理的60%左右。重慶是直轄市，資產總量和國企規模與我們不在一個層次上，但是各項增長速度要比我們大一個數量級，這是差距。
寧波市，將254家國資監管企業整合為19家集團公司，其資產規模占全市國有資產的95%；杭州市，將國資監管企業整合為6家資產經營公司和6家市政府授權企業，總資產達1600多億元，占全市國有資產的70%。
無錫市，國企資產總量也已達到1939億元，凈資產714億元，5年年均增長率分別達到21.89%和42.03%，對比之下，我們的發展速度還是太慢了。
【專家解讀】
船太小、動力差、載重能力不足，就難以劈風斬浪地去遠航。
“國有企業低、小、散，難以在整個國民經濟體中發揮引領作用。”市人大相關領域專家認為，按照經濟發展的要求，國有經濟應該在基礎性、公共性、壟斷性的行業中發揮主導作用，但目前溫州的國有經濟，卻普遍單體規模過小、營運能力偏弱，資產負債“包袱”重。其自身的轉型升級尚未實現，規模效益尚未凸顯，又談何在整個經濟體中起到引領、示范作用?
“國企自身造血功能不強，直接影響到其對外輸血的能力。”市國資委相關負責人舉例，一些政府性任務，想依托國企融資用于重點項目的建設，但市本級200多家國企中，找來找去卻找不到一家規模合適的企業，這種局面令人尷尬。
此番啟動新一輪國企整合重組，除現實的內在需要之外，也有歷史遺留的原因。
10多年前進行的溫州國企改制，曾受到多方關注。當年，因溫州民營經濟基礎比較好，民營企業吸納國資和傳統國企的能力比較強，所以曾有“國企改制靜悄悄，不找市長找市場”的名聲。但回頭看，這種國企改制仍存在不徹底之處，遺留下不少突出的歷史問題。
在第一輪國企改制時，溫州市原計劃用3至5年時間完成國企改制工作，但歷經10年仍未完成，還有100多家國企存在歷史遺留問題。目前，涉及國企的信訪維穩案件占了市本級的1/3，是信訪第一大戶。
副市長陳浩表示，國企肩負重任，不能囿于規模小、能力弱的桎梏中，必須全面深化國企改革，加大整合重組力度，有效盤活長期沉淀的存量資產，統籌優化國資結構，這是當前非常緊迫的任務。
為什么要打造政府融資平臺？
【溫州現狀】
投資不足，已是溫州發展繞不開的緊迫現實。
長期的投資“欠賬”，讓各地發展陷入進退兩難的“泥沼”中。
多年來，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總是受投資不足的掣肘，步履蹣跚。比如建設輕軌地鐵，市民期待了十多年，卻始終停留在紙上，因為建地鐵少則幾百億、多則上千億元的建設資金，無處著落。
縣域的發展速度也備受投資不足的煎熬，以樂清為例，這個溫州經濟發展的“龍頭”，其城區建設卻始終難符經濟強鎮的“盛名”，城市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鎮鎮像農村”的局面受到詬病……
這些無奈、尷尬的背后，始終是四個字——“投資不足”。
但更令人無奈的是，溫州多年來的城市投入，大多來自于政府的“硬成本”——財政支出。但財政一年幾十個億的支出，又如何撐得起城市發展方方面面的投資所需？
溫州發展對大環境、大項目的迫切渴求，財政“獨當一面、勉強為之”的艱難狀況，都從側面說明了一個不可否認的現實——國資管理體制不順，沒有發揮融資平臺的作用，無法適應大建設大發展的需要。
近年來，溫州市雖然組建了幾個具有資產營運性質的國企，但與打造融資大平臺的要求相比，差距依然很大。
如融資能力不強，絕大多數國企缺乏直接融資能力，融資渠道單一，貸款規模很小，難以滿足重大項目投資要求；融資平臺不多，目前承擔政府投融資任務的僅有5家國企，至今年6月底合計融資僅67.4億元，其中溫州發展集團融資38.7億元，用于投資建設繞城高速公路北線等交通項目，其他國企融資均只能勉強用于自身建設；整合資源不足，前一輪企業重組沒有從搭建融資平臺的戰略角度來整合優質資產，國資依然存在布局分散、規模很小、核心競爭力不強的問題，難以為政府投資提供平臺支撐。
【對比差距】
基礎設施、公用事業的投資大、建設周期長、盈利水平低，其他經濟成分不愿進入，國有企業理應在這些領域發揮主要作用，體現自身價值。
國內不少先進城市，均把國資作為除預算內財政、預算外財政之外的“第三財政”。
重慶著名的八大國有投資集團，2002年資產總額265億元，通過滾動發展，8年累計完成投資2413億元，占了重慶市級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總額的75%。他們用這些融資推進了3000公里高速公路、5000多公里高等級公路、150公里城市軌道和20多座橋梁的建設。企業自身實力也得到跨越式發展，資產總額達到4746億元，比2002年增長了10倍，全部跨入百億集團行列，其中一家成為千億國企。
無錫七大國有投資集團僅2009年就融資投入項目157個，總投資額572.2億元，承擔了該市古運河整治、太湖新城開發等重要政府項目。
蘇州國資在服務政府中心工作方面的作用也很突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國資在蘇州開發區建設中發揮主要作用，通過融資累計完成投資338億元，占園區固定資產投資的33.5%。東莞著名的松山湖開發區建設中，國資也發揮了主要作用。
【專家解讀】
國內不少先進城市已經用實踐證明：國資，其實是廣義的大財政。國資平臺大、運作能力強，每年的投入可以數倍于小財政。同時，小財政的投入能力通過國資平臺可以充分放大，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過去政府投資使用的是硬成本，但受來源的制約，財政籃子里的資金太少，總是不夠用。”市人大相關領域專家認為，現在政府投資則要利用好國有資產，因其資本的再生力強、能動性強，能夠撬動的外圍資本多，未來的潛力不可估量。
“‘十二五’期間，我市將推出一批投資幾百億元甚至上千億元的大項目。要給這些大項目提供‘資金活水’，就必須把國有投融資平臺這個‘源頭’打造好。”市發改委相關負責人認為，從一定意義上說，國資是實現政府意圖的重要手段，是政府能力的重要體現。此次國資體制改革，就是要使國資能為、可為、有為，使國資更好地服務于政府投入的需要，服務于經濟發展的需要，服務于城市功能的拓展。
“用明天的錢，放大今天的投資能力。”溫州大學經濟學專家認為，在城市發展巨大的資金需求面前，溫州必須用足用好可以利用的政府資源，利用資本杠桿撬動新一輪發展，比如一個需投資500億元的項目，就可以通過國資融資150億元，再以金融方式撬動另外的350億元。
如何解“投資不足”的燃眉之急
投入不足、資金短缺，是每座城市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不可避免會遭遇到的“攔路虎”。當環境建設、公共服務等項目的發展，因資金未到位而難以啟動時，沒有人不心急；當明知城市化已遠遠滯后，卻因資金短缺而被迫停滯時，沒有人不痛心……當缺投入、缺資金成為人們不愿看到的“非常態”，到底該如何破解這道難題？
【他山之石】
加大投入，資金是保障。難題面前，看看其他城市的破解之道，或許正是我們想要的對策。
上海：以資本手段代替傳統的行政手段來進行國資整合，打造融資平臺。
據悉，上海要形成3至5家全球布局、跨國運營的國資集團公司，形成5至8家全國布局、產業領先的公司，形成20至30家有主業競爭力的藍籌上市公司。同時，其國有資產證券化的比例將從現有的18%提高到40%左右，這就意味著，以目前11500億元國資總量計算，接下來有2500億元國資要通過IPO或者資產注入的方式上市，未來能撬動的資金將無法估量。 重慶：“渝富模式”，已成為備受各界關注的國資整合“樣本”之一。
作為重慶市國有資產重組和經營平臺的渝富公司，通過金融運作的方式收購其他國有不良資產。在這些債務處置后，機電、化工、輕紡三大國有集團的負債率分別下降30個百分點、17個百分點和19個百分點，全市金融機構不良貸款率當年就下降十幾個百分點。在此基礎上，輕裝上陣、優化配置的國有資產，成為重慶市駕馭市場經濟、調控經濟社會事務的有力工具。
北京市朝陽區：通過“國企先進入，鋪墊兼引領”的方式，加大基礎建設的投入。
北京市朝陽區政府欲打造現代服務業中心、文化創意產業中心和高新技術產業中心，就分別由望京綜合開發公司在電子城西區引領高新技術產業先行發展，由朝陽公園、潘家園等國企引領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由世奧公司、郡王府等國企引領文化體育休閑服務業發展。在國企“鋪好墊、搭好臺”的基礎上，民資、外資等多種經濟體紛紛集聚到此，從而形成一個個投資效益高、規模突出、產業鏈完整的特色園區。
【專家解讀】
加大政府投入，錢從哪里來？除了有限的財政資金和土地出讓金以外，就是要打造政府融資平臺。而打造政府融資平臺，就必須依托國資、國企，吸納和集聚銀行貸款、民資和外資，形成“三資”齊上的格局。
“溫州可資利用的政府資源非常多，包括國有土地出讓，包括港口、高速公路、軌道交通、灘涂圍墾、公用事業等，如果能夠通過國資這個平臺，把這些資源和潛力都充分挖掘和發揮出來，就可以轉換成政府現實的調控經濟發展能力。”有市政協委員認為，需要充分發揮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控制力、帶動力、影響力，進一步構建由政府主導、市場運作、社會參與的多元化投融資體系。
“過去我們只是被動地進行經營，甚至有時候僅靠出租房產來維持日常運作，但這種狀況已經完全不能符合現實發展的需求。”市級國企的一位老總坦言，不能再躺在“溫床”上睡大覺。要加大政府投入，首先必須做大做強國企，要通過創新思路，實干快干，解決國企深層次矛盾，有效盤活國企長期沉淀的資產，做大資產總量，為打造政府融資平臺提供堅實基礎。
還有專家建言，國有融資平臺要“有備而來”，按照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中長期規劃，編制行業和重點領域發展的建設規劃，從而有目標、有針對性地服務于城市建設與經濟發展的方方面面。
同時，有關部門還可建立融資風險補償機制，為國企融資解決“后顧之憂”。由于國有融資平臺主要為政府工程項目、全社會發展項目、民生項目提供融資服務，帶有公益性融資服務的行業性質，考慮到市場經濟存在的各種不可抗拒的經營風險，可以建立融資風險補償機制，設定融資風險補償金，每年適時注入各國有融資平臺，以增強各國有融資平臺的自我發展能力。
市國資委相關負責人表示，目前正在積極醞釀，依托政府融資平臺，創新各種融資方式，如通過發行債券、國企上市、信托貸款、出讓股份、整體資產置換等方式融資；還將以國資為主體，積極吸收民資與外資，共同促進重大基礎設施和社會民生等項目的建設。
